2023年7月的一天，付老师接到了陪审通知，一个16岁男孩的刑事案件。作为一名初中老师，一看到卷宗，心立马揪了起来。一个应该坐在教室里学知识的孩子却在社会上游荡，犯下了不该犯的错，家长和学校都是有责任的。付老师的心沉甸甸的，他觉得他应该提前做点什么，脑海里立马闪现出一个念头：要在庭审前去见见这个孩子的父母。

下午一放学，他顾不上回家吃饭，就直奔男孩家。果然验证了自己的想法，男孩父母离异，两个人有了新的家庭，都不想要男孩，从小一直被父母娇惯的男孩承受不了父母离异、无人关爱的打击，辍学流浪。年迈的奶奶无奈托人把他送进发廊学手艺，没有想到的是，才过去了几个月，就做出了违法乱纪的事。

付老师和男孩的父亲交流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又给在外打工的男孩母亲通了电话，希望她能回来给予关爱，帮助孩子走出困境。

第二天，在庭审过程中，男孩一副玩世不恭、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样子，问什么都不说，使审判一度陷入了僵局。

付老师和审判长对了一个眼神后，和蔼地问：“孩子，你是不是很喜欢画画呀？”男孩抬头很不屑地望了他一眼，还是不说话。

付老师从文件袋里取出一张画问：“这个是你画的吧，画得真好，我听说你画画还拿过几次大奖，而且你的数学学得特别好，每次考试都在班上前几名，你爸爸说你的目标是中央美院呢……”付老师自顾自地说着，眼睛一直观察着男孩的表情，慢慢地，他看见孩子的眼眶湿润了。然后开始低头啜泣。

庭审前看卷宗“备功课”，是付老师做陪审员以来形成的习惯。这个习惯在他陪审的案件中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也打开了很多未成年人的心门，最终使他们回归家庭，重拾生活信心。

从教育视角看庭审，悟出家校共同教育的重要性。俗话说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在经历了一个个未成年人犯罪的陪审后，付老师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每每接到未成年人犯罪陪审的通知后，他都要先去孩子曾经所在的学校了解孩子在校状况，去找父母了解孩子在家里的生活情况。然后找出问题的根源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陪审不是目的，而是要通过陪审发现未成年人身上存在的问题，找出问题存在的根由，然后从教育角度入手，提前进行教育引导，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。

第一次大胆发问是2020年9月的一次庭审，一个叫小磊的十五岁男孩，他涉嫌参与一起团伙抢劫。

庭审时，他站在被告席上，额头低垂，整个人像一尊沉默的、灰暗的雕塑。庭审间隙，法官向他询问，他也只是用最简短的词语应答，仿佛对一切都已麻木。

不知是哪来的勇气，或许是教师的本能压过了陪审员的拘谨，他轻声插话，问了一个与案件看似毫无关系的问题：

“小磊，你在学校的时候最喜欢哪一门课？你班主任是谁呀？”

一直低垂的头，猛地抬了起来。那双原本空洞、躲闪的眼睛，在与他对视的瞬间，像是突然被点燃的星火，迸发出一簇清晰可见的光亮。小磊嗫嚅地说：“我，我喜欢上历史课……”

一句题外的发问，打开了小磊的话匣，让整个法庭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他看到了小磊作为一个“学生”，而非仅仅一个“被告人”的痕迹。原来，这个孩子，也需要被看见。那一刻他恍然明白，原来不止是成年人需要被看见，孩子也需要。

从那次以后，付建兵担任陪审员的工作方式彻底改变了。他不再只是被动地听审，而是会提前仔细阅读卷宗，像备课一样，从字里行间寻找行为的“诱因”——破碎的家庭关系、失败的学校经历、不良的同伴影响……在参与庭前调解时，当双方陷入僵局，他会尝试运用“课堂沟通法”，用引导代替质问，用理解打破防御。他发现，无论是面对激动的受害人家属，还是顽固的涉案少年家长，真诚的、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沟通，往往能撕开一道意想不到的口子。

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最深刻的忏悔。

五年时间里，付建兵参审过一百多起案子，其中参与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不在少数。他感觉自己不像是在完成一项义务，更像是在跟随一个个孩子曲折的人生故事，一起成长。他从一个在法律面前缩手缩脚的新手，变成了一个愿意并且能够主动作为的“教育型陪审员”。

而且他还把自己的陪审故事穿插到教学中，给孩子们讲法治课，用浅显的道理给孩子们讲解法律知识，讲解法律的刚性底线......